【过年那些事】儿时的过年

我爷爷家在陕西农村，父亲在那里长大，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陇海铁路工程部门工作。他姊妹五个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都在老家务农。

我的家，在五十年代末期随父亲工作单位搬到了城里。我有弟弟妹妹。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在火车站附近上班，距离家属区只有四、五里路，可每天他也不回家，一周才回家一次。过年也在家呆不了两天，就去单位值班。那时的职工个个都是如此，他们把本职工作当成了个人生命的全部，工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唯一。陇海铁路线上的咸阳、孟源、华山、三门峡等车站和贯穿山峦的一些隧道，都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修建而成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府号召支援边疆建设，父亲和他所在的单位职工全部被调到西南边陲开山掘石修建铁路。一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，还不能放在过年休。平时，母亲在家精心照料着我们。每逢过年放长假，母亲就带着我们回老家看望爷爷。

爷爷家所在的村庄四周都是沟壑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沟壑边坡长满了大小不同的各种树木花草。有香椿树、皂角树、绒花树，还有好多的荆棘、野菊花、打碗花。大人们把荆棘叫栆刺。小孩们一不小心会就让栆刺扎着哭闹，伸着被扎的胳膊腿，让大人们挑出肉中的刺。黄灿灿的野菊花，喇叭状红白色的大碗花，枣树片片小绿叶小黄花，枝蔓紧扣相映生辉。茂密的树枝花蔓爬上了沟沿的土路上。站在沟边，一阵微风徐徐吹过，花草香气沁人心扉。

村子东巷有个庙，供乡亲们烧香拜佛。村东、村南巷和村外小学旁共有三口深水井，供村子两个姓氏的六、七十户人家吃用。乡亲们的庄稼地在村外。通往村外只有一条路，有一个五、六米深的大城门洞，城门有人看守。白天敞开，夜晚关闭。有时也用铁链子拴着门，只留一个能过人的缝隙。厚实的大城门和门框在“文革”后就不见了。

村里的乡亲们出远门以坐火车为主。火车也不多，趟趟车上人满为患，还爱晚点。能在我的老家附近太要站停的只有一两趟车。下了火车，没有汽车，也没有其它载人的车子。到小站后多半已是天色黢黑。走小路要翻两道岭、过两个沟才能到家，有八、九里路。坡高路陡，人烟稀少，路上不太安全。有一条稍微平坦的大路，要沿着铁道线路旁走半个区间，过二、三个寨子，须多绕四、五里路。这对大人来说不成问题，可对母亲和还尚小的我们就难了！那个年代亲人们没有太多的联络方式，只有书信和打电报。电报快些，那也是谁家里有了急事才去打的。我只记得爷爷在我们回城里时，送我们到火车站，可从来没有在老家火车站接过我们。也许就是通讯不发达不知道我们何时回来的缘故吧！

我们每一次过年回老家总是大包小包，吃的用的和过年穿的新衣，样样都要带。我手拎肩扛，母亲背个包打着手电照着路，还要携领着弟弟。有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，沿着铁路线旁走已过了个岔口，我怕走错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母亲：“妈！快到了吧？”母亲说：“快了！”可是事后母亲回忆说，她也担心：“若走过那个回家的岔道，还要向回返，那就麻烦了，要么就直奔你三姑家去，第二天再回你爷爷家。”天色黑咕隆咚，铁路两旁有深沟隘口，传言曾经有狼出没。还好我们没有走错路，平安到了家。

那年月朴实无华的好人也多，碰上同村或邻村的还能帮上一把，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程。

有一次，大年初一的一天。爷爷家里进来了个中年妇女，家里人都不认识她。问她：“找谁？”她回答后大人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她是一位好心人的媳妇。那是在过年前母亲带我们回老家时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在路上巧遇了一个好心人。这位好心人与我们一同下车，又帮我们拿行李陪着走了一段路。他回到家里后，还惦记着我们是否平安到家？过年了，就让他的媳妇，打听找找我们。还真找到了我爷爷家，问侯平安。那时，一个村在外地工作居住的人家没有几户，到村子里一打听也就找到了我们家。

农村风俗较多，过年前，家境稍好的都要杀猪宰羊，置办年货，鸡鸣狗吠，好不热闹。爷爷看着乡邻乡亲们团团圆圆，而自己的儿子却未回到身边，愁眉不展。真应了那句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老话。爷爷他要么只管干活一言不发，要么上街赶集消磨思念儿子的难熬时光。

记得有一次我们节前回老家，别人家热热闹闹，可我们家没有过年的气氛。年前有几个集，爷爷就带我们赶几个集，当然我们小孩们很高兴。到集上可以吃粳糕（即：甑糕）、油粉。可以看耍猴、看社火（节日期间农民自编自演在乡镇、集市上，演出队列在行进中的一种带道具、有化妆的表演）。腊月二十九是县城一年到头的最后一个集日。妈妈在家打扫卫生，蒸馍、炸茶果（用面做出各种花样，放在油锅里炸出的食品）、炸麻醣（即：炸油条）。二舅翻沟过岭来我家，帮助写对联、画窗花。一大早爷爷就带我们去县里赶集，在集上整整玩了一天。那时家中经济也不宽裕，爷爷买了一点年货，买了几只玻璃水瓶中装的塑料观赏金鱼。妈妈很生气，嫌他花钱置闲物，经济拘谨不顾家。

爷爷脾气不好，也是远近出了名的“厉害人”。可他对待我和弟弟却百依百顺，从来没有给我们发过脾气，更不要说打过我们。听大人们说，爷爷对待别人可不是这样。他不喜欢谁家小孩子打打闹闹、疯疯张张。看不惯村上的干部自私自利、大事小事都沾生产队的便宜。很反感村干部瞎胡闹、唱高调。爷爷也很少参加村里的学习、会议和活动。好在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，爷爷是个“贫下中农”别人把他咋地不了。他从不沾生产队的便宜。不是他的他绝对不要。听大人们说，在我四姑小的时候，她在回家的路上拾了一穗番糜（即：苞谷棒或玉米棒）。这让爷爷看见了，爷爷不问青红皂白一脚就把那穗番糜踢飞了。大人们说，自从爸爸调到外地工作后，爷爷一肚子的遗憾和无奈。他也知道那么多人去了边疆，是国家的需要，不去是不行的。他虽知晓大理不能违之，可总哀声叹气想不通。

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假，也总要留到年底才休。这就是不在家过年的缘故。因为，担心假期早早用完后，爷爷有病或家中有事，还要请事假扣工资。所以，年初的“春节”假期，父亲很少在家过过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各地闹武斗，父亲单位也不例外。在内地人和当地人和“走资派”之间；当地人和内地人和“保皇派”之间，也闹过武斗。支援边陲的内地人掌了权批斗“走资派”。“走资派”胸前被挂上大牌子，头上戴着高帽子，五花大绑开会游街示众。后来边陲的造反派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任。在批斗“走资派”的同时，又攻击内地人中的一些人是“保皇派”，是“反革命”，打压内地人，还动用了长矛、铁棍。父亲的两位内地同事就死在了一次两派的武斗当中。还有一位同事会游泳，在械斗的危机中跳入河中，过河跑了。躲过了一劫灾难。那死去父亲的内地职工的孩子接了班，他们的父亲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边陲，留给了那场动乱的“十年浩劫”之中。

还有一次，从父亲的同事那里传来消息说，我父亲被造反派围攻了。当时父亲只是工程队一个小小的技术负责人，不善出头惹事，知晓埋头工作，不是挨批斗的对象，可母亲急得要命，四处打听。后来得知是当地人和支援边疆建设的内地人，在生活上发生了纠纷，一帮人起哄闹事，让我全家虚惊了一场。

“文革”前期，大多数支援西南铁路建设去边疆工作的人，家都在内地。绝大部分职工家中，都上有老下有小，困难不少。因此，在一些人的鼓动下，家属们就组织起来到省会、到铁道部上访，要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，后来有一些人还真调回内地了，可我父亲没有调回来。那时，全国都在搞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运动，各个单位都成立了“革命组织”。有的单位还成立了好几个。他们之间批斗打杀，文攻武卫，派性严重。哪有好好干工作抓生产的。当时，只有内地形势稍好一些。当传言父亲工资发不下来时，我大舅就告诉我妈，除了生活费，他的工资全部给我家。他们家在乡下农村，用钱少。大舅一生关心我家，1997年大舅去世了，我们全家都还时刻念叨他、怀念他。

如今，我们多幸福。村村通公路，交通十分便利，乡村、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铁路发展日新月异，高铁时代没有了时空的距离。村村通公路、城市建地铁，过去的一切梦想都变成现实。虽然我们兄弟姊妹们的家不在一起，但离父母家都不远，想见随时都可以见面。只是平时都在上班，回去看望老人的时间却很少。重事业忙工作是一个方面，还都有了自己的一个“小天地”。母亲腿脚不利，行动不便，但她时刻挂念着我们，时间稍长一点没有我的消息，她就会让父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忙啥？是否好着呢？

父亲调回到内地离家近的地方上班没多久，爷爷就去世了。奶奶在父亲很小时就病故了。爷爷鳏寡多年，没有享福，“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只拼命的去爱去。”含辛茹苦一辈子，供养父亲上学。父亲毕业后参加工作，再也不能守在爷爷的身边。爷爷心疼父亲胜过自己，虽然他性情刚烈，争强好胜，可父亲从小到大，没有挨过他一个巴掌。我想如果现在我的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的话，他们看着乡村的青山绿水，看着城市的繁华似锦，看着田地里的麦浪稻黍、看着郊区耸立的高楼大厦，一定会感慨万分、叹为观止。还有我们这个大家能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欢乐无穷，其乐融融，好事连连，故事多多。人生苦短呀！一代代相传。看如今巨变：沧桑人海、和谐发展，衣食无忧、国泰民安，唯有不变的是天地人间……过年，蕴藏了无数酸甜苦辣的记忆，伴我成长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作者：印花布 QQ1985460608